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 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　　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 　 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 　 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 　 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 　 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 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 　 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 　 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 　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 　 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 　 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 　 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 　 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 　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 　 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

――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的忏悔
编者按：景治忠，男，55岁，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兼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。2002年初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下面是他在辽宁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上的忏悔发言： 作为一名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一生中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会议。过去非常熟悉的会议环境，今天对我来说似乎变得那么陌生。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么多领导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可谓百感交集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我却感觉到如咫尺天涯，现在的我与大家之间那道鸿沟是那么深、那么宽、那么不可逾越！


记得几年前，铁岭市纪委组织的警示报告会我也曾参加过，收看的是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、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腐败警示教育录像片。虽然也感到震惊，但觉得距离我还是很遥远，一次受贿几万、几十万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可是人生如戏，几年后还是那个我，身份却已经截然不同，原来的政府官员或者说是警示报告的观众，现在却成了反面教员的主角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我想通过我的忏悔或许能够给人以警示，避免重蹈覆辙。

当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跌入万丈深渊的感觉。知道了什么叫天壤之别，懂得了什么叫人生沉浮。当第一次剃去留了几十年的头发时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到头发飘飘落地，泪水忍不住的向心里流。当喜好清洁的我，二十几天无心剃胡须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别人是否还能认得出我；当我穿上囚衣，与那些曾嗤之以鼻、不屑为伍的罪犯已无差异时，我的内心比他们更难堪。这些巨大的反差使我透不过气来，感叹人生的无常。不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有这种切身的感受，但当一切都明白时，为时晚矣！

告别机关，关入监狱，我过去拥有的地位、权力、事业和荣誉，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随风而去。不仅由昨日的座上宾，变为今日的阶下囚，同时也失去了幸福、自尊和自由。回首风雨一生，怎么也想不到画上我政治生涯句号的，竟是漫不经心的一个“贪”字。

我出生在沈阳，年轻时是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岁月中度过的。17岁的我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来到法库插队。1970年首批被分配到当地一家煤矿当工人，后来又被选送到学校学习深造，毕业后进入法库县财税局。1980年又调到铁岭地区财政局工作。我不善张扬，只想做好本职工作，尽到自己的应尽义务，做一个善良、诚实、正直的人。经过20年的奋斗，我获得了许多的荣耀，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升迁，任副科长、科长。1990年担任铁岭市财政局副局长时，年仅39岁的我，是当时铁岭为数不多的年轻局级领导。10年后，我又兼任了铁岭市资金管理局局长，被提为正局级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的青年时代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，其中不乏激情澎湃、荡气回肠的音符。然而，这首诗在我人过中年的时候，却戛然而止了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和道德观，造成了我对现行许多事物的曲解和误判。老实说，对社会腐败现象，我也是由痛恨、冷漠、麻木，转而认同、羡慕、直至参与的。就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，应该说我不缺这些钱，那为什么还要收下呢？我当时觉得，所有的人都崇拜权力，既然手中有权，别人有求于我，逢年过节给我送礼、送钱，是情理当中的事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荣耀、地位的尊严。既然社会风气如此，我也不希望成为格格不入、为人不解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说“感谢你对我工作上的支持，也不知道你缺什么给你扔两个钱买烟抽”，说完就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我连忙将信封还给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。”我与他来回推搡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走，使对方下不来台。面对如此尴尬场面，自以为深谙世理的我，原来紧绷的弦开始松动了，觉得中国人都好讲“面子”，你不敢收他的钱就是不给他“面子”，你不给他“面子 ”就不够朋友。于是为了面子我随手从信封中抽出一叠钱放在抽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留下了2200元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也有思想斗争，后来转念一想都是朋友间的事，该办的事办了，他们不会借故去害我，出不了什么问题，即便说出了问题，这点钱也只是一般违纪构不上违法，没啥大不了的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。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就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一切都由不得你，因为你拒绝不了第一次，你就很难拒绝第二次。这个人后来又给我送过两次钱，再收下时已经很自然了。

或许是党性原则还起作用，或许是知晓一些党纪条规，在敛财时，我这个人是比较“谨慎”，比较注重分寸的。在收钱时，我从不抱“西瓜”，而只是捡“芝麻”。因为我知道五千元是道“警戒线”，一旦越过，就是违法犯罪。所以我收钱大部分都是五千元以下，而且大部分人送钱似乎摸透了我这个习性，也都掌握这个分寸。另外我收钱时还把握一个原则：一是不收个人的钱，无论帮助他们办了什么事，我绝不收。因为我觉得个人赚钱不容易，还得养家糊口，不能干这昧良心的事，不能让良心背上沉重的十字架。二是不收个体户、包工头的钱，主要是不想同他们打交道，不傍大款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但对那些私交不错有工作往来，有一定地位的熟人、朋友的钱，逢年过节收个两千、三千的也没当回事，看也不看，数也不数，拿过来随手一塞，谈笑间彼此心知肚明地“沟通”了感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由开始的抵制、推让到慢慢的接受。而且把收礼金看成“顺理成章”的小事，是“人际关系”的正常“礼尚往来”。觉得就算是不正之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正是这种心理，使我收钱时变得心安理得。殊不知法官在量刑时，不只是看你一次收了多少钱，而是和你算总账。当检察官侦讯时间道“某县某局，每年春节前后送一次钱，连续送六年，总计一点二万元”、“某县某厂，春节和你出国时，三年共送钱六次，总计一点一万元”、“市直某局以发奖金的形式三年送钱八千元”、“市直某局春节送礼金一千元，连续六年总计六千元”、“搬家收了多少钱”，“孩子上学收了多少钱？……我当了十一年的副局长，分管上百户企、事业单位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这样算下去的结果，过去我自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自己是一个不贪不占的“廉洁”干部。当检察官告诉我搜出的赃款的数额时，连我都大吃一惊，没有想到自己能整出这么多钱来，在漫不经心、不知不觉中跌入了犯罪的深渊。

正如法官在评论我的案件中所说：“景治忠收钱手段一般，没有什么曲折离奇之处，没有利用职权卡、要，其所收受的钱款多集中在过节、过年及出国前后，其所收受的贿赂次数虽然频繁，但每次金额较小，虽多达150次，都是一千元、二千元，很少有超过五千元的；再者，景治忠所收的贿赂中，事后感谢成分比较多，像判决书认定的71人贿赂中，有57人是事后感谢景治忠为单位拨款，而且景治忠收钱后没有挥霍，全部被追缴。应该说，景治忠在心里认为自己‘小毛病’不断，但 ‘大毛病’不犯，仅仅是违纪，不会违法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些‘小毛病’积累成‘大病’，最终触及法律的‘高压线’”。

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在我的案件点评中有很精辟的论述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景治忠的案子很具有典型性，他是一点点地由量变到质变，直到跌进犯罪的深渊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一些干部都有‘灰色收入’，不要小看这些‘灰色收入’，要知道‘灰’到一定程度就变‘黑’。其实不正之风危害就在于此。它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性又极大，属于委婉型犯罪。景治忠没有大肆腐败，他仅限于要了点、收了点，就是这些积累成多，最终害了他。再者，景治忠的思想深处还有一种攀比心理，他是财政局副局长，作为一级领导干部，他也能看到社会其他人年节收礼。因此，他会产生攀比心理，不管我用不用，钱我得收。因此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。景治忠不像社会一些人，腐败是为了自己的畸形消费生活，他不属这种消费主导型腐败，而是心理不平衡腐败，别人也都在腐败，我这点算什么。”他的分析真可谓切中要害。

50多年来，我可以说得上是一帆风顺，自己也很满足。过去工作时常很劳累，但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那么充实。没有想到30多年的奋斗，竟这样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一张十八年刑期的判决书，一瞬间将我定格到七十岁，我一下子感觉到苍老了，什么都完结了，一切责任解除了。当听到我的岳父，一位清廉一辈子的离休老干部由于我的“出事”三次入医院，两年后，在抓我的同一天病逝；当看到八十多岁辛苦一辈子的老母亲，风尘仆仆从百里以外的沈阳来监狱探视时，我的心都碎了，我不但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伤害，我悔恨交加，我愧对亲友。

我一直想做个好人。我一向认为做官就是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要有正气。我从不上企业“没事转转”，不“吃拿卡要”，至于夜总会、歌舞厅更是不去，“下浴池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找小姐”都跟我不沾边，我知道我这么说这么做，有人会说我“装”，我没有“装”，我不想这边贪着，那边夹着尾巴做人。我看到一本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干部之友杂志报道我的一篇文章中，开篇这样写道：“一个同事眼中的好领导，一个儿子眼中的好父亲，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，一个所有的人看来都很老实的人”。可现在呢？环顾四周是厚重的铁门、高大的墙壁、密密的电网、威严的目光，我心里感到茫然而惆怅，我为什么没有做成好人，而成为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呢？想来想去是自己没能守住做人的原则。身居要位的人，各种诱惑时刻摆在那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拉下水，成为罪恶的俘虏，最终滑入职务犯罪的泥潭，现在我才真切体会到做官与坐牢既远又近，关键在自己的意志和信念，不管人们对我的过去如何评断，现在的这一切只能由我自己来承受。

在监狱中，从监狱长、副监狱长到干警细心与我谈话教育，进行个别施教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，监狱还将原来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服刑人员在“七一”时组织在一起学习。监狱长代表党组织说，“你们虽然被组织开除了，但党并没有忘记你们，还是关心你们的，对你们是惩前毖后、是治病救人。”我们十分惭愧，愧对党的培养和教育，反而成为人民的罪人。对组织的关怀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洗涤自己丑恶的污迹，与过去的我决裂，和罪恶永别，走向新生，回归社会。

把我走向犯罪道路简单地谈成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，不懂法是不全面的。党风廉政建设搞了那么些年，而且反复地学习贯彻，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，应该说是警钟长鸣。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扭曲，偏离了方向。金钱万能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冲昏了头脑，收下钱时，我出卖的不仅是自己的灵魂、人格和尊严，更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质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现在我常想，人啊人，难道只有坐了牢，才能体验到腐败的苦涩吗？我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！更希望早日摆脱厄运！

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，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失去清白，大家一定要善待真实的人生，珍惜美好的生活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我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，一定要运用好手中的权力，把握好人生的航舵，对腐败一是要有理智的警觉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远离职务犯罪的深渊，防止重蹈我的覆辙。

经历了人间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三年半的牢狱生活，让我在痛苦中看透、想透、领悟了许多事，心情也平静下来了。我渴望自由、渴望亲情、渴望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听到狱中广播喇叭播放萨克斯世界名曲《回家》的时候，那种耐人回味、梦魂萦绕的感觉，令我如痴如醉。我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，可因为我的失足，造成了月圆人不圆的人间悲剧。我想念他们，回家再成为自由人，已经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追求。